2025年7月10日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哲室研究員陳霞教授做客“西北哲學講壇”第67講，講座圍繞“繼承前輩傳統，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這一核心命題，從歷史演進、反思批判與當代重構三個維度展開了深度研討。本次講座同時是437必贏會員中心教學實踐周線上活動，由張學廣院長主持，王寶峰副教授與談，437必贏會員中心師生線上線下共40余人參與。
講座伊始，通過回顧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誕生歷程，陳霞教授梳理了中國哲學知識體系建構的歷史脈絡。1840年后，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傳統學術體系在西方文明沖擊下亟待革新。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擬定《欽定大學堂章程》，這是中國第一部以政府名義頒布的完整學制，1913年又出臺《奏定學堂章程》。然而，這兩部重要的教育綱領中均未設立哲學學科，張百熙在《奏請興辦學堂折》中解釋，因擔憂哲學“空談天道”可能引發思想混亂，故對其持審慎態度。
針對這一狀況，王國維于1913年發表《哲學辨惑》，駁斥“哲學有害論”，強調哲學對文明發展的重要性，主張中國不僅有哲學，更應通過研究西洋哲學豐富自身內涵。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等學者推動下，哲學作為獨立學科正式進入中國教育體制。1913年民國政府頒布的《大學規程》明確規定文科設立哲學門，下設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1912年北京大學成立哲學門，西北大學前身陜西大學堂也于1923年受此影響設立哲學相關學科，這一舉措打破了傳統經學的壟斷地位，標志著中國哲學學科化的開端。
陳霞教授指出，在學科建立初期，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主要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旨在將中國傳統哲學融會貫通，形成有序的學說體系；蔡元培在為其作序時指出，因古人未提供系統參照，只能借鑒西洋哲學的架構與方法。金岳霖在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提出關鍵問題：“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又說：“馮先生的態度也是以中國哲學史為在中國的哲學史”。馮友蘭選擇后者，以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等框架梳理中國哲學。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同樣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區分哲學與非哲學，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發展呈現出明顯的“西方哲學化”特征。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為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帶來了新的理論范式，也推動了中國哲學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創新。新中國成立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成為主流，如肖萐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運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框架分析中國思想流派，將中國哲學的發展視為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侯外廬則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
在梳理歷史脈絡后，陳霞教授轉入反思環節。首先針對中國哲學研究中的教條化傾向展開討論。以日丹諾夫關于哲學史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史”的定義為例，這種教條化理解在1957年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上受到學界質疑。學者們指出，若嚴格遵循這一定義，馬克思主義之前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歷史觀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導致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在社會歷史領域無法體現，且對中國古代哲學遺產的繼承范圍過于狹窄。此次座談會及1978年的“蕪湖會議”，推動了對哲學史研究中教條主義的清算，為中國哲學研究的撥亂反正奠定了基礎。
其次陳霞教授進行了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反思。從張百熙對哲學的擔憂、王國維的哲學辯護，到金岳霖、馮友蘭等學者的理論探索，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始終貫穿學科發展歷程。2007年前后，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愈發深入，部分學者認為以西方哲學框架解讀中國哲學存在合法性危機，進而引發了對經學研究的重視，試圖從中國傳統經典中尋找哲學的根源。這一討論為當代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契機，促使學界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獨特性與主體性。
陳霞教授特別提到，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本質，在于如何回應金岳霖提出的“philosophy in China or Chinese philosophy”的根本追問。通過對德里達等學者觀點的分析，她指出若僅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裁剪中國思想，可能會導致中國哲學失去自身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因此，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在吸收西方哲學優長的同時，堅守中國哲學的文化根脈與思想特質。
基于以上歷史反思，陳霞教授提出了當代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構路徑。她強調，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應遵循以下原則：首先，要保持開放的學術胸襟，與其他哲學傳統展開深度對話與互動。嚴復、王國維等前輩學者早已認識到，深入了解西方哲學是弘揚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前提。2016年“5·17”講話及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更是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性，這要求我們在吸收古今中外優秀思想資源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體系，把晉升為世界哲學當作奮斗的目標。
其次，陳霞教授指出，中國哲學的研究重心應從“圍繞經典”轉向“圍繞問題”。中國傳統哲學以經典詮釋為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創新與拓展。她認為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應立足現代社會的實際問題，從哲學史的梳理轉向對哲學問題的深入探討，建立能夠解釋現實問題、回應時代挑戰的理論體系。例如，在形而上學領域，楊國榮提出的“具體形而上學”、陳來提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學”等，均是結合中國哲學特質與現代哲學問題的有益嘗試。
同時，也要從注重“修身實踐”轉向加強“知識論論證”。陳霞教授提出中國傳統哲學重視生命體驗和道德實踐，但在概念明晰性與邏輯嚴密性方面相對薄弱這一問題。她認為當代中國哲學需要提煉清晰的概念和范疇，通過嚴格的邏輯分析與論證，構建系統、嚴密的理論體系，以提升中國哲學的學術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如金岳霖在《論道》中通過“道”“式”“能”等范疇的邏輯演繹，構建了兼具民族特色與現代形式的形而上學體系，為中國哲學的理論化建構提供了典范。
陳霞教授還提到，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重視以下維度：在思維方式上，深入研究中國人獨特的意象思維、辯證思維等特征；在倫理學領域，除關注儒家仁學外，可進一步挖掘“關系倫理”等中國特色倫理思想；在信仰層面，借鑒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的理念，彰顯中國哲學中“內在超越”的特質。此外，諸如“功夫論”“情本論”“漢語哲學”等概念的提出，均是構建中國哲學自主話語體系的積極探索。
在報告的尾聲，陳霞教授強調，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回歸，而是在繼承前輩學者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時代需求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通過“兩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使結合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世界哲學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這一過程需要學界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在對話中堅守主體性，在創新中延續傳統，最終實現中國哲學從“照著講”到“接著講”再到“自主講”的歷史性跨越。
與談人王寶峰副教授對講座內容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陳霞教授通過梳理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歷史脈絡，揭示了學科發展中的核心問題，其關于當代重構的思考具有重要啟發意義。他特別針對中國哲學合法性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他將問題追溯至2001年鄭家棟與德里達的相關論述。在他看來，鄭、德二氏反思類屬同調，皆指出既往中國哲學研究學理存在“合法”與否的問題。首先，從純粹歷史學視角看，“哲學”是西歐文明的產物，是一種“歐洲形態”的學問；中國哲學是引入西方“哲學”后的現代學問。因此，不存在中國古代哲學及其歷史。其次，“選出而敘述之”這一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本質，是為西方哲學理論“開分店”“代加工”，本質屬于“西方哲學在中國”，而非“中國的哲學”。“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本質是在追問中國哲學的學理基礎：我們如何做中國哲學，才能既是“中國”的又是“哲學”的？
王寶峰副教授提出，通過反思并回應“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也許可以得出“合法的”中國哲學學理公式：C+P=CP(Chinese+Philosophy=Chinese Philosophy)。C即“中國效度”，須以經學為主體，重新確立中國哲學“中國的”根柢；P即“哲學效度”，須“以中化西”地創造性發展西方詮釋學，借以實現經學禮義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從而達成中國哲學“哲學的”旨歸。
講座尾聲，張學廣院長總結指出，本次研討從形而上學特質切入，通過合法性反思走向體系建構，展現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創新精神。西北大學哲學學科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西北的重要陣地，將繼續致力于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化工作，如通過“關學研究中心”挖掘張載思想的當代價值，推動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復古守舊，而是以“兩個結合”為指導，在繼承中創新，在開放中堅守，最終使中國哲學成為人類文明對話的重要參與者與貢獻者。講座在熱烈的學術討論中圓滿結束。
